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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宝2023-01-31 16:05

中新社70年丨周秉德:我很怀念在中新社的日子******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也是陪伴周总理夫妇时间最久的周家晚辈。

  她于1988年进入《华声报》工作,1994年调入中新社,担任副社长,1998年4月退休。

▲周秉德女士▲周秉德女士

  时间过得飞快,转瞬之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24年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骑单车,练就心宽体壮

  我在《华声报》和中新社工作11个年头,上下班大都是骑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其乐融融。

  我觉得骑自行车上下班既锻炼身体,活动筋骨;又一路赏光看景,心旷神怡;用现在的话说,还低碳环保,有利环境。

  在工作中,我对分管的行政、财务和技术部门的主任们常常强调:我们这些部门的职责,就是全力保障为新闻采访业务服务,我们就是配角,没有新闻采访业务,我们这些部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各部门主任也认可,都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为新闻业务服务。大家相处非常愉快,基本上称名道姓,有的司机都叫我“秉德”,我也喜欢这样称呼。

  主任们有事推门就进我屋,有些事在楼道边走边谈就解决了。我很怀念那些日子。

  电脑化,首创采编大平台

  初到中新社,虽已年近花甲,仍非常想为中新社再干些事情。

  在一次社委会上,大家谈到,互联网已在欧美率先使用,国内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公司机构已照猫画虎地学了起来。我们也应该尽快走这条路。

  我想,我们新闻单位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当时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我首先要求技术部做好电脑系统的程序配备;并给记者编辑们办了几期电脑培训班,要大家学会用电脑打字、联网。

  经报社委会决定,将四楼改造为现代化的大平台办公方式。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96年,中新社首个电脑大平台办公终于建成了。中新社一些编辑记者终于从纸笔中解放出来,向电脑化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现在,中新社从3楼到7楼,已都是电脑化、网络化大平台办公了,这变化太大了。回想当年,还能为中新社电脑现代化建设干出了这么一件打基础的事,心中尚感自慰。

  进行近二百次讲座,接受逾百次采访

  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我组织了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老一代革命家子女等百多人,到家乡江苏淮安参与了多项纪念活动。

  2004年以来,在香港和澳门,我以“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身份,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香港、澳门有关单位举办了6次有关周恩来的展览,受到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热烈欢迎。

▲周秉德出席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香港新光戏院的首映礼▲周秉德出席电影《周恩来回延安》在香港新光戏院的首映礼

  二十多年来,我应邀到北京和外地几十所大学,国家机关一些部委党校、企事业单位等进行近二百次《在身边感悟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风范》《传承红色家风 弘扬革命精神》的讲座,宣传共产党领导人的严于律已、平等待人、艰苦朴素、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终生的高尚品格及光辉业绩。

▲周秉德出席“海棠绽放纸短情长——周恩来邓颖超书信图片展”发布活动▲周秉德出席“海棠绽放纸短情长——周恩来邓颖超书信图片展”发布活动

  清华大学举办的企业老总班,一位老总听了两次,又把我请到他们单位去讲座。

  平时,特别是重大纪念日前,我要接受上百次电视台、报刊杂志的采访,介绍伯父的高风亮节及在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及我亲身感受的教育等。

  2010年和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根据我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先后6次来京,采访80多人,编辑出4集专题片《亲人及亲信口述周恩来》。该片于2011年8月1日至4日晚8时黄金时段播出,引起日本知识界强烈反响。

  同年10月,日本法政大学华籍女教授王敏来京时,对我说:“这部电视片在日本反响热烈,好多人说,日本要有这样的领导人该多好!现在周恩来在日本是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看来,这对促进中日友好的民间交流,也能起到一些作用了!

  我参加的各项活动,都会表明自己是中新社的退休人员。我也以此为傲。

  作者:周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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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奖励、实为门槛?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看似“跳一跳就能够着”,实则掉进“连环套”

  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专家建议,平台算法设计应更人性化,保障骑手身心健康

  本报北京2月2日电(记者刘小燕)晚上10点,阿峰送完了最后一单外卖。回家打开软件后,他看到了上月跑单收入的最终数据:1月共收入15401.36元,其中活动奖励收入3342.6元,占比近22%。

  春节前后,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反映,跑单数量越多,获得活动奖励的机会越大,赚取的奖励金额也越高。但名为奖励、实为门槛的设置,也使骑手陷入不停接单的劳动困局,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平台的活动每个月都不一样,但都是需要完成不同门槛的配送任务才有奖励,总之就是要多跑单。”据阿峰介绍,他1月31日参加了早中晚三个时段的“跑单礼”活动。按活动规则,阿峰在9点~15点跑单,完成9单奖励21元,完成21单奖励59元,完成27单奖励87元,完成33单奖励126元。为得到最高奖励,阿峰在该时段跑满了33单获得了126元,但此时他已经7个小时没吃饭了。

  由于完成任务量按接单时间计算,有骑手为了接够活动时间段内的单量,还会冒险接单。“有时时间快截止了,单量还没满足奖励门槛,有的骑手就会一边骑车一边刷手机接单。”阿峰说,还有骑手尽管电瓶车电量快耗尽了,也要先接单,就是为了凑够单量,但这样会引发道路危险。

  实打实的奖励数字,对骑手而言是有效的激励,却也给他们带来苦恼:一旦某段时间跑单量下降,不仅影响当时收入,还会对后续收入产生影响。在参加工作日“午高峰收入加速”活动时,阿峰的每单奖励有时为1.2元,有时却只有1元。“如果上周送单少,骑手等级就会下降,奖励也就下降了。”阿峰解释说,想要维持高等级,多接单、多送单就少不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郭元凯认为,平台推行的跑单奖励活动是一种用工管理手段,但并非可持续的方式。这种额外激励,很容易诱导骑手产生“跳一跳就能够着”的挑战心理,这就无形中延长了骑手的劳动时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增加了骑手身心健康的风险。

  阿峰也坦言,跑单奖励活动更像是一串甜蜜的“陷阱”:“就像一个连环套,跑够了第二档奖励,就想着再够上第三档奖励,慢慢就越接越多。全部都想拿最高奖励的话,一天得跑20个小时,一天三顿饭都没法准点吃。”

  “不可否认,跑单奖励活动对于增加骑手收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具有积极影响,但骑手应根据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工作量,不要把获奖励看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郭元凯建议,平台应将算法设计得更加人性化,保障骑手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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